前言
    当代的生态问题，不在我这课题的研究范围之中。具体的生态问题及其应对的技术，更不在我的专业范围之内。可是，写完此书，我总算和生态的关系更为密切了，更何况，当代的生态问题之严重，大家都是知道的，因此，我不揣浅陋，结合古人和今人给我的这样那样的启发，还有我对某些地区生态状况所作的实地调查，对当前生态问题中最为突出、最为敏感的环境污染问题，在这里发表一些粗浅的意见，野叟曝言而已。
控制污染源
    处理环境污染问题，当然首先是控制污染源。污染源主要有两个，一是产业污染，其中主要是工业污染；二是生活污染。这两者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控制产业污染，政府有很大的责任，有关产业实体有很大责任。事实上，政府也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成效还是很大的，否则，局面会更加糟糕。在控制产业污染方面，民众也是有很大的责任的，只是许多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物质生活资料从原料开采，到生产、运输、销售、消费这一系列过程，除了消耗相关的资源以外，都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人们对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会刺激这些产业的发展。相关物质生活资料的原料开采、生产、运输和销售乃至广告宣传等等，因为民众的需求而蓬蓬勃勃，产业污染就大规模增加了。因此，产业污染，我们实际上都有份的，都是有责任的。生活污染，则是消费本身造成的污染，当然也人人有份。因此，我们消费物质生活资料越多，带给环境的污染就越多，有产业污染，也有生活污染。
    要减少污染源，就要控制我们的消费。那么，在这个方面，古人有没有给我们提供相关的思想资源呢？
    古代社会，环境污染也是有的，主要是生活污染，当然远远没有我们现在这样严重，还没有成为在大范围内的社会问题，也极少有人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可是，古人早就提出控制社会消费的主张，并且确实付诸实施。那么，古人为什么要控制社会消费呢？《管子·权修第三》云：“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不仅人君之欲无穷，而且是人人之欲无穷。白居易《策林二》之第二十六《养动植之物，以丰财用以致麟凤龟龙》云：“臣闻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间，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他们认为，资源有限，所以，社会有必要控制人们的消费。古人是怎么控制社会消费的呢？首先是教化。教化就是宣传教育，这是儒家最为擅长的本事。其次是礼制。尚礼是儒家最为基本的特点。以礼制控制消费，早在先秦时期就是如此，统治者规定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不同消费标准，任何人不能够逾越。可是，教化和礼制，都没有收到显著的效果。关于世风奢侈、某些社会阶层越礼享受的感叹，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当局限制社会消费的成功实例，还是有的。春秋时期，齐国有厚葬的风俗，木材、布帛消耗严重。怎么办呢？管仲就下令： 重罚！违反丧葬标准者，开棺戮尸，主丧者加罪。于是，齐国的风气，为之一变。
    资源问题是当今另一个世界性的大问题，其严重性，和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一样，大概没有人会否认。这两大严重问题的根本原因，都是人类的消费。因此，控制社会消费，其必要性如何，就不难理解了。
    可是，最近数十年来，我们对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不仅与日俱增，且增长的速度迅猛，大量的消费早就逾越了理性。节俭早就被看成落伍甚至是另类的生活方式，被鄙视、被嘲笑，奢侈、豪华、高端的物质享受成了最为普遍的追求，宫廷、皇家、贵族、豪门之类的词语充斥世间。更加不可思议的是，环境污染的严重性，资源消耗、匮乏乃至枯竭的严重性，竟然丝毫没有影响到人们消费欲望和消费行动的增长。这背后的原因到底何在？责任又何在？
    在这样并不能让人乐观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来控制社会消费呢？首先当然是宣传教育。我们在宣传工作方面，一直做得非常成功，再说，现在传播那么发达，媒体的思想和行动也容易统一，所要宣传的是极为普通的道理，是符合全人类利益的观念，因此，在宣传这样的观念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缺乏足够的自信。至于古代以不同的社会阶层规定不同的消费权限，这是腐朽的等级制度的体现，尽管这样的做法，在封建社会灭亡以后还延续了很长时间，其思想残余至今还远远没有全部清除，但是，我们控制社会消费，绝不能也不可能采用类似的措施。管仲那样以酷政控制社会消费，当然也是不能行、不可行的。消费是经济行为，因此，控制社会消费，经济手段也是一个选择。例如，财产税、消费税、奢侈消费税等等税收，已经在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实行。这些税目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控制社会消费。你消费比别人多的物质生活资料，这意味着你消耗了更多的资源、对环境造成了更多的污染，而资源和环境，则是全社会的，因此，你必须为此而付出代价。
生物治污
绿化治污
    产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应该控制，但是，无法杜绝。有生命存在，污染源总是存在，总会给环境造成污染。在有效控制污染源的前提下，如何消除污染，包括消除积累在那里的污染？生物治污，是最好的选择之一。把生物治污和发展农林水产行业紧密结合起来，是最为理想的选择。社会也正是这样做的，成绩显著，但是，问题还是存在。
    种植各类草木，当然是治理污染的有效措施。可是，某些农村地区的某些做法，就不无可以改进之处。有些地区，从农民手里收回土地，这些土地，有些就给别人造工厂，馀下的，就种树，以应对工厂的污染。于是，大片大片的农田变成了树林。如果环境资本按照树林的面积来计算，那么，这些地区，环境资本确实很雄厚了。可是，如果稍加分析，其缺陷是明显的： 1 造成火灾隐患。这些成片的树林，和村民住房密集区或者工厂距离太近，有的只相差几米，几乎就是连在一起。这些树，几乎都是樟树之类的冬青树，我做过实验，随便折下一根树枝，就很容易烧着。如果这些树林失火，会造成怎样的后果？2 缺乏多样性。这些树的种类单一，看看似乎很好看，但是，这种缺乏多样性的种植，对消化有害气体，是很不利的。因为，不同的植物，对不同有害气体的消化，是不同的。工厂里跑出来的有害气体，是不同的，单一化的树林，如何能够对付它们呢？3 农业被取代，农业的治污功能，也就被消解了。如此造林，会导致环境的脆弱化。
    因此，绿化治污，要充分利用空闲的地方，不宜大规模地在耕地上种植草木，农村地区尤其如此。此外，还要考虑草木的多样性、经济收益，以及安全等因素。总之，当事者应该有生态系统的整体思维。
农业治污
    在某些农村地区，农业被取代后，对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其消除污染的功能被消解了。种植农作物，人畜粪便、河泥甚至垃圾等是上好的有机肥料。现在不种田了，这些就统统成了污染源。在农业被取代的地区，一般来说，是工业发展得比较好的地区，也是外来人口集中的地区。人口多，生活污染就多。最能够消除以粪便为主的生活污染的，就是农作物。在这些地区，农业被取代后，外来人口又激增，生活产生的大量污染物如何消解？明代袁黄《了凡杂著劝农书》之《粪壤第七》批评某些地区：“猪羊皆散放，弃粪不收，殊为可惜”，且导致环境污染，“街道不净，地气多秽，井水多盐，使人清气日微，而浊气日盛”。当年大办农业的时候，人类的粪便等生活垃圾，都成了有机肥料，这些尚不足，还要饲养家禽家畜以积肥，还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到城镇装粪便作为肥料。2 稻作地区的现代农业，是和排灌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农业被取代了，排灌系统很快就消失了。排灌系统消失，而排污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其地的水道排污能力也就不存在了，结果会如何？因此，治理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恢复其部分农业活动，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水生物治污
    水域污染，在环境污染中，最为集中。如何治理水域污染，这也是世界性的难题。某个夏天，笔者亲眼看见村民在奉命打捞河中的水草，说是要清除水域的污染。这对应付卫生检查也许是有效的，但是，对清除水域的污染，所起到的作用，适得其反。事实是，正是这些水草，在消除这些水中的污染物，它们消除污染之功，在这个季节，要远远大于它们对水造成的污染。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深秋，这些水草即将凋零，其消解水中污染物的功能严重萎缩乃至消失的时候，把它们打捞上岸，以免它们在水中腐烂，污染河水。
    河水污染厉害，水太肥了，水生植物容易滋长，包括蓝藻。一位专家对我说，蓝藻根本无法打捞，即使用蚊帐布制作成的网兜捕捞，它也会从细小的网眼中滑出去。另一位专家对我说，他做过实验，利用高速离心设备，欲将蓝藻从水中分离出来，结果证明： 根本无法分离出来。其实，即使成功地把蓝藻等水生植物从水中捞出来，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污染的问题。病根在水，蓝藻或者其他水生植物疯长，仅仅是表征而已。
    我们可以作试验来测定： 在水边或者水中，种植哪些有经济价值的水生植物，既可以让这些水生植物高效地吸收水中的肥力，也就是消解水中的污染物，又可以创造尽可能大的经济利益？可是，水生植物也有可能造成对水的循环污染： 水生植物吸收水中的污染物而成长，其枝叶乃至躯体，又可能在水中腐烂，造成对水的污染，例如蓝藻就是如此。因此，除了用人工的方法，适时对水生植物作适当的处理外，在水中养殖水生动物，包括鱼类和贝类动物，也是必要的。这些水生动物，能够减少水生植物对水的污染，例如，鲢鱼和鳙鱼会大量食用蓝藻，草鱼更是吃水生植物的高手，笔者解剖草鱼发现，它甚至连青苔都吃。此外，水生动物还会直接消除某些进入水中的污染物，例如泔脚等厨房垃圾，甚至人畜的粪便等，从而减少水中的污染。旧时的江南农村，不少地区，村民淘米洗菜和刷马桶，都在同一条河，仅仅是相隔一段距离而已，而河水还是他们唯一的饮用水水源，他们的身体还不大会因此致病，其重要原因，就是水生动植物消解了那些污染物，有效地保持了河水的质量。
    由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即使不考虑工业污染，生活污染之严重，固然远远超过旧时，污染物也和旧时大不相同。例如，洗发水、洗洁精、洁厕精等化学洗涤剂的广泛运用，使生活污水也对某些水生动植物具有了杀伤力。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水生动植物，都适合在所有的水域生长。我们可以通过实验，寻找能够适宜于其地水域的水生动植物，以消解污染的能力和经济收益这两个方面为主要指标来确定对品种的选择。例如，就江南地区而言，传统的水生植物如菱角、莲藕、茭白、鸡头米、芦苇、水杨树甚至水杉等等，传统的水生动物如各种鱼类、贝类等，都在可以实验种植或养殖的范围。在鱼类中，鲤鱼、黑鱼、鲇鱼和小龙虾等，适应环境的能力比较强，选择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
活水治污
    我曾经听一位专家型的水利官员讲述有关水利方面的事务，他说，历史上，治水本事真正大的，是那些属于思想家类型的人，例如范仲淹、林则徐等。他们提出的“通江达海”的治水思想，适用古今。其实，“通江达海”的思想，不仅适用于治水，同样适用于治污。近来，那位水利官员正在推动苏州城区的“自流活水工程”，置苏州城里的小河小浜于大江大湖的流域尺度进行研究，并结合现代科技采取相应的措施，让他管理下的水域都活起来，以降解污染。很明显，在当今治理环境污染的种种工程中，他率先把“通江达海”的治水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到了治污中来。
    这位水利官员的思想和实践，和古人暗合。古代也有这样的思想和实践。古人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朱熹也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诗句。这些就是活水治污的思想。古人常有意识地把治水作为综合工程来对待，航运、生产、生活、防旱、防涝、防火、防盗、防疫、景观等等，综合设计，综合实施。其中关于防疫的内容，就是治污。宋代楼钥《慈溪县兴修水利记》云，慈溪县城内水流壅塞，雨水和秽污停滀，污染严重，“气壅不宣，多起疫疠”。经过濬修整治，污水等能够及时排出，“如人之身，气血滞郁，疢疹随生。医巧药良，导之流通，则举体和畅，精神自倍”。宋代姜容《州治濬河记》云，台州城“山阻江蹙，鳞集数万家，迫隘湫郁于其间，为河以导沟浍，使人脱沮洳，宅亢爽，风气宣泄，疾疠不生”。这些，都是活水治污的成功范例。
    某些农村地区，排灌系统健全，条条河流和水田，编织成水网，其间都相通。一年有大半年的时间，每条河都有长流水进，都有长流水出。即使是村庄旁边的河，大量承受着人们的生活污染，也能够保持河水的质量，活水之功，决不可没。
    如果没有流水排污，那么，其地所有污染，包括工业污染、生活污染、交通污染等等，除了某些气化物通过气流排向天空外，其他的，都留在其地，对其地而言，很可能是不堪承受之重了。假如其地又是工业很发达的地区，又因为工业发达而外来人口众多，那么，其地的生态，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境况？因此，活水排污，也应该是我们治理污染的一条有效途径。
    古人和今人，以及我实地调查所得，给我的启发还有很多，不仅仅限于治理环境污染方面而已。可是，限于篇幅和体例，我不能多说了。希望读者在阅读我这本书的时候，能得到某些启发，形成自己的生态思想，进而和大家分享这些思想，以促进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
                                                               赵杏根
                                                        2013年岁末于独墅湖畔

 目录

引言001

第一章先秦： 人本生态思想之奠基005
第一节人与天、地、外物之关系007
第二节先秦儒家“节用”的内涵及其生态依据014
第三节利用生态资源的主要原则017
第四节生态资源的管理和控制019
第五节生态资源的分配023

第二章两汉之一： 生态现象之政治化027
第一节灾异和“灾异说”027
第二节西汉理论形态的“灾异说”032
第三节西汉政治实践中的“灾异说”038
第四节东汉的“灾异说”、“祥瑞说”与生态现象之解读041
第五节从“灾异说”大行到“祥瑞说”大行过程与原因之探讨046

第三章两汉之二： 务实的生态思想与举措051
第一节西汉关于生产与消费的思想及其对生态的潜在影响051
第二节西汉的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思想057
第三节东汉民生政论的生态阐说060
第四节东汉乡村农政中的生态思想063
第五节东汉诗意栖居与生态伦理066

第四章魏晋南北朝： 资源的利用、保护和研究069
第一节生态平衡理论的个案阐说069
第二节改变原来的生态格局以利民生的两种方式073
第三节山泽的归属和资源的保护076
第四节始兴的动植物学和人工化的生态080

第五章唐代： 灾祥观和动物伦理观的新变087
第一节灾祥观的新变087
第二节动物保护实践及其思想意义092
第三节动物灾害的应对095

第六章宋代之一： 自然资源开发及其经验和教训100
第一节山泽资源开发及其危机警示100
第二节水利事务中的生态思维105
第三节陈旉《农书》中的生态思想110

第七章宋代之二： 动物保护及其全新的阐说114
第一节宋代的动物保护115
第二节放生和放生碑记等的生态思想121
第三节放生等动物保护实践的理学化阐说125

第八章宋代之三： 蝗灾应对和灾异观之变化132
第一节蝗灾应对实践普遍突破“灾异说”133
第二节对“灾异说”从笃信到质疑137
第三节对“灾异说”的理论突破139

第九章元代： 务实的生态思想及其实践142
第一节灾异观与蝗灾应对142
第二节关于人和动物关系的理论和政策145
第三节农业政策中的生态思想148
第四节三种农书中的生态思想150

第十章明代之一： 动物伦理思想之大盛（上）158
第一节“节杀”与“戒杀”158
第二节“仁爱”之“爱”与“爱惜”之“爱”163
第三节“万物一体”与“大体”、“小体”之辨168

第十一章明代之二： 动物伦理思想之大盛（下）175
第一节杀生与人类的感情和伦理175
第二节杀生是否具有合理性？182
第三节关于放生的争论192

第十二章明代之三： 农林生态思想之发展199
第一节蝗灾应对199
第二节创建科学的农林生态系统203
第三节改造农林生态环境205

第十三章清代之一： 动物伦理思想之发展209
第一节关于“用物”的正当性209
第二节动物保护思想与实践216
第三节应对有害动物诸策略225
第四节动物伦理与社会伦理之关系233
第五节几种主要的放生观243

第十四章清代之二：“灾祥说”与生物灾害应对265
第一节以“灾祥说”制约当道266
第二节清代“灾祥说”的两大特点268
第三节“灾祥”的“理”和“数”273
第四节应对生物灾害之举措（上）277
第五节应对生物灾害之举措（下）285

第十五章清代之三： 关于耕地、人口、粮食的理论和实践297
第一节清代拓展耕地之必要性297
第二节海田之拓展301
第三节湖田之开发310
第四节山地之开垦315
第五节洪亮吉的人口思想325
第六节包世臣的粮食和人口思想331

结语337
后记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