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作者简介

张京祥，1973年生，江苏盐城人。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设计大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主要研究方向：城市/区域发展与规划，城镇群、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城市与区域产业发展。

2 图书目录

前言

1  城市产业园区精明转型的时代语境

1.1  全球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家发展模式与战略调整△1.1.1  全球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宏观背景/1.1.2  全球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家发展模式的转型

1.2  “世界工厂”面临“压缩式”产业转型△1.2.1  普遍特征：去工业化危机中的被动转型/1.2.2  中国特性：压缩产业环境中的主动转型/1.2.3  压缩式产业转型的内涵与特征/1.2.4  实证案例：绍兴市的压缩式产业转型

1.3  产业转型主载体：国家战略下产业园区使命的变迁△1.3.1  产业园区的概念/1.3.2  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产业特区形态/1.3.3  作为吸引外资平台的产业园区模式/1.3.4  作为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空间载体的开发区、新城新区/1.3.5  产业园区作为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主体空间的时代使命

1.4  中国城市产业园区转型的研究综述

2  城市收缩与收缩的产业园区

2.1  城市收缩的背景、概念及其成因△2.1.1  全球发展的转型与普遍的城市收缩/2.1.2  城市收缩的理解与辩证认识/2.1.3  城市收缩的成因

2.2  城市收缩的三大类型△2.2.1  趋势型收缩/2.2.2  透支型收缩/2.2.3  调整型收缩

2.3  中国城市收缩的形成机制

2.4  转型语境下“中国式”收缩的总体特征△2.4.1  经济环境转型：增长与收缩叠加/2.4.2  治理意识转型：增量与提质并重

2.5  调整型“穿孔”：产业园区的局部收缩现象△2.5.1  调整型“穿孔”的内涵与形成机制/2.5.2  调整型“穿孔”的典型案例/2.5.3  产业园区局部收缩的修补策略

2.6  产业园区收缩的定量测度△2.6.1  测度体系构建思路与方法/2.6.2  测度指标选择与测度体系/2.6.3  实证：常州高新区启动片区收缩的测度

3  城市产业园区精明转型的理论阐释

3.1  产业分工理论的发展与思辨△3.1.1  分工理论的缘起与发展脉络/3.1.2  贸易理论的发展：从外生比较优势到内生比较优势/3.1.3  报酬递增的解释：规模经济与专业化经济之辩

3.2  产业园区的产生：空间集聚与组织创新△3.2.1  园区作为一种空间集聚具有的报酬递增效应/3.2.2  园区作为一种组织创新对交易效率的改进/3.2.3  分工视角下产业园区的产生

3.3  园区转型：内生于分工自发演进的过程△3.3.1  社会分工的自发演进过程/3.3.2  内生与分工自发演进的园区转型/3.3.3  转型现象：多尺度分工演进的叠加

4  城市产业园区精明转型的路径建构

4.1  产业园区精明转型的国际趋势△4.1.1  由工业区向生态工业园、科学园转型/4.1.2  面向创新的生产综合体/4.1.3  品质卓越的宜居空间/4.1.4  具有吸引力的营商环境

4.2  产业园区发展转型的多维度变革△4.2.1  以土地产权盘活变革为代表的供给侧改革/4.2.2  以研发孵化职能引入为代表的创新体系建立/4.2.3  以政府职能变化为标志的制度优势构建/4.2.4  以功能复合利用展示综合化发展趋势

4.3  产业园区精明转型的路径建构△4.3.1  路径一：产业结构优化/4.3.2  路径二：创新环境驱动/4.3.3  路径三：体制变革引领/4.3.4  路径四：空间复合发展

5  产权交易博弈：影响产业园区转型的制度关键

5.1  围绕产权的博弈格局解析△5.1.1  分离与制衡：土地产权背后的利益格局/5.1.2  交易与博弈：产权重组的现实障碍/5.1.3  定价与限价：政策干预的两条脉络

5.2  转型模式及博弈模型构建△5.2.1  城市产业园区工业用地精明转型的三种模式/5.2.2  各类博弈模型构建及博弈分析

5.3  面向博弈均衡的制度突破△5.3.1  E1博弈均衡的制度突破/5.3.2  E2博弈均衡的制度突破/5.3.3  E3博弈均衡的制度突破

6  常州高新区工业用地存量更新的规划实践

6.1  常高新存量工业用地面临的现实困境

6.2  常高新存量工业用地更新的目标、原则与特征△6.2.1  存量用地更新的总体目标/6.2.2  存量用地更新的五项基本原则/6.2.3  常高新存量工业用地更新模式的两大特征

6.3  常高新存量用地更新的基本导向：面向产业转型升级△6.3.1  产业转型的宏观要求/6.3.2  产业升级的特色需求

6.4  黄河路地区存量用地更新规划△6.4.1  现状空间综合评价/6.4.2  空间更新的总量及分配/6.4.3  不同用地功能片区的更新布局引导/6.4.4  重点空间建设管控

6.5  多种情景选择的供地模式创新△6.5.1  完善土地回购出让制度/6.5.2  提升用地置换指导力度/6.5.3  试点租让结合制度/6.5.4  规范自发流转行为/6.5.5  试点协议出让制度/6.5.6  规范继续持有行为

6.6  政府主导的触媒式更新△6.6.1  触媒项目区的选/6.6.2  触媒项目综合设计/6.6.3  政府主导保障实施

6.7  以“引导+倒逼”的奖惩机制推进用地更新△6.7.1  税收调节推进更新/6.7.2  绩效评估提高效率/6.7.3  建立准入限制清单

6.8  基于多元利益协调的全程实施保障△6.8.1  建立多元化的实施机制/6.8.2  积极提供创新空间、公共服务空间/6.8.3  有序推进产权管理创新

6.9  以菜单式政策实施差异化空间引导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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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关文摘

总序

几乎是伴随着1980年代以来日益显著的全球化进程，以及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治理模式等领域展开的巨大变革，中国也同时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在经济发展取得令全球艳羡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制度环境与治理环境等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转型”。从本质上讲，转型是一种由于根本发展环境变化所导致的发展目标、发展模式的巨大变迁过程，国际主流观点是将转型视为一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从过于强调国家控制的传统社会经济环境，转向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与社会治理环境，是一个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过程。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30余年中中国是最受世界关注、最重要的转型国家。相比于西方国家缓慢、渐进式的“改良性”转型过程，以中国为代表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则几乎是在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多维同步交织的时空过程中发生着复杂的转型，因而往往导致各种问题凸显、矛盾尖锐，这也使得西方有关发展、转型的各种理论、范式都难以简单地套用到中国。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发展也就深深地打上了中国独特环境的烙印，正开辟着自己独特的城市发展道路和范式。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中国的城市发展与城市规划研究本身就是世界的，就是最前沿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剧烈变迁，从根本程度上改变着城市发展的动力基础，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力量和转型期复杂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共同而强烈地作用于中国城市空间的发展过程，使得其表现出的现象、机制是任何既有经典的西方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理论所不能完全容纳和完美解释的。由于利益、资源控制的分化，城市中多种政治和社会力量博弈，共同决定、影响着城市事务的过程，城市与空间的发展正处于剧烈的转型、解体、冲突与重构的过程之中，正是对这一巨大转型环境的深刻写照。

1980年代以后，空间的社会属性被列斐伏尔（Lefebvre）、索雅（Soja）、福柯（Foucault）、卡斯特尔（Castells）等人深刻地揭示出来。卡斯特尔宣称“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空间就是社会”。索雅也认为，空间既不是具有自主性建构与转变法则的独立结构，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延伸出来的阶级结构的表现，而是一般生产关系的一部分。列斐伏尔指出，空间不是社会关系演变的容器，而是社会的产物，空间还反映和反作用于社会。空间不是一种中性的背景或物质存在，而是资本生产模式和社会控制中一种基本的要素，城市空间演化、开发本身就被整合进了市场发育、资本积累的再生产过程之中。总之，按照社会空间辩证法的理解，政治经济的重构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生活的转型、治理方式的变迁，必然生产出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空间环境——这就是所谓完整意义上的“空间再生”。

空间再生理论本身就是强调将空间置于特定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因而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深刻理解城市发展、城市空间演化、城市规划的新的重要视角和工具。在社会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背景下，城市社会中各利益集团之间竞争、合作、冲突和妥协同时生动地在城市空间中展开，城市空间的再生过程同时承载了转型冲突与各种社会惯性的复杂碰撞。因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广泛进行的城市空间再生运动远不是当年西方城市更新、城市美化、城市结构优化等表象性或技术性话语所能概括的，其根本意义上是一部以空间为载体进行资源与利益再分配的政治、经济、社会博弈的历史。只有对这一过程进行深入分析，才能充分揭示转型语境下中国城市空间再生的生动图景。

这套丛书是充满了前沿挑战的选题，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跳出了我们传统习惯的城市研究视角，是用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方法去分析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空间再生现象和机制——作为一种制度、经济、社会、物质等多维度作用下的复杂过程。这套丛书的作者也都是当前国内城市研究、城市规划界学术思维非常活跃的青年学者，他们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思辨力和创新意识，将西方学说与中国的实际进行有机融通进而推动中国本土城市研究理论的发展，是他们和我们所有当代中国城市研究学人共同的责任。作为前沿性的探索，我们设想这套丛书的选题是开放的、延续的，也认识到本丛书中的许多观点都是值得再讨论的。沐浴着早春明媚和煦的阳光，我们期待着通过包括本套丛书在内的共同努力，迎来中国城市研究那“春暖花开”的胜境。

是为丛书总序。

张京祥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1年早春于南京大学北园

前言

1970年代后期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体系的重组及资本流动进程的加快、加深，欧美国家以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为主要特征的产业转型带来了城市经济、社会与空间的巨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不乏诸如底特律、匹兹堡、利物浦等一些早期的工业城市，因转型不成功而面临着经济衰退、人口减少的挑战，甚至城市建成区发生明显的收缩，这些城市因而被称为“收缩城市”（Shrinking　Cities）。有研究表明［1］，在过去50年中，全球至少有超过370个城市减少了1/10以上的人口，在这一具有普遍性趋势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城市研究与城市规划实践的关注重点正从二三十年前如何控制城市蔓延、实现“精明增长”（Smart　Growth），转向如今对这些城市如何实现“精明收缩”（Smart　Decline）。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空间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镇化进程与格局、人口数量与结构的演化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总之，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不同区域间、城市间存在的巨大发展差异性，使得很多中小城市、小城镇事实上正在或已经发生着普遍的人口、要素流失，其中就有近年来学界关注较多的鄂尔多斯、玉门、大庆、伊春等资源型城市。即使像苏南、浙江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一些中小城市、小城镇近年来也已经出现了常住人口（尤其是外来人口）增长停滞甚至减少的现象。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不断支撑着浩浩荡荡的“造城运动”，中国许多的“三四线”城市实质上已经处于“收缩”的区间。即使一些所谓的“一二线城市”，情况也不容乐观。近年来国内诸多的“中心城市”也纷纷掀起“抢人大战”（以各种优惠的政策、现实的利益吸引人口集聚），其背后也是因为明显感受到了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城镇化阶段转型的背景下，城市对人口吸引力不足的现实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发达国家制造业资本转移的战略机遇，以遍布全国、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的开发区和各类园区为载体，将中国塑造成为“世界工厂”“世界车间”。然而按照国际普遍经验，制造业在一个地方的平均生命周期是15—20年（一段时期以后，因为市场变动、成本增加、技术更新等原因，制造业企业必须向其他“低成本”地区迁移），近年来国内也不断有学者、企业家指出，如今中国制造的综合生产成本不断攀升，甚至已经超过美国。另一方面，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导致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印度以及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区正在取代中国成为廉价工业品制造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明显增强了对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遏制，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告别了高速增长区间，进入了“新常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建立起的外向型、粗放式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压态势日益显著。因此，中国的产业结构必须转型升级，经济增长的动能必须实现新旧转换，创新发展成为中国无可回避的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也是支撑中国实现强国梦的重要基石。

在这样的总体背景下，中国从1990年代初开始大量、大规模建设的城市产业园区，正普遍承受着国际产业转移、国内产业转型的巨大压力，在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更是如此。这就意味着中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众多城市，正在或即将面临收缩发展的普遍现实环境，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大规模的城市产业园区。中国城市“存量规划”甚至“减量规划”的时代已经到来［2］，探寻这些大规模“中国特色”的城市产业园区转型再生之路，已经成为中国城市能否顺利实现“精明收缩”的关键。鉴于耕地资源极其短缺的基本国情，中国实施了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严控城市建设用地拓展并要求划定城市增长边界。深圳、上海、北京等城市在新一轮总体规划中已明确提出“减量规划”的策略，要求实现建设用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目标，这既是受现实境况所迫，也是一个必须主动实现的路径转变。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看到，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在较长时期内中国的城市发展还需要较多的空间载体，城市政府在短期内也难以彻底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在中国城市现状的建设用地构成中，工业用地占城市总建设用地的26％左右①①根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014年国土资源主要统计数据》整理。，即使上海的工业用地比重也高达403％，有些制造业强市（如昆山、江阴、东莞等）甚至超过了50％。此外，工业用地出让价格普遍较低（2013年全国工业用地出让均价为700元/平方米，只相当于当时住宅地价的1/7、商服地价的1/9）。工业用地的转型、转性与城市经济发展的阶段和路径密切相关，随着产业结构的演变，中国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低效工业用地必然将面临闲置的压力。如何盘活城市中这些巨量的工业用地存量资产，将对中国城市经济与空间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受到早期在特定地段、采用特殊体制建设“开发区”模式的影响，中国的城市产业园区往往用地规模巨大（少则十几平方千米，多则上百平方千米）、功能单一，而且区位相对边缘、独立，由此往往成为地处城市边缘的“产业孤岛”甚至是“鬼城”，导致在城市空间结构、功能体系、经济与社会发展等方面出现大量问题。尤其是在如今中国许多城市面临增长动力疲软、城镇化减速的情况下，这些产业园区的发展更是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同时，许多研究也表明，中国工业用地的地均产出效益只有西方国家的1/10甚至更低，若按照发达国家的平均绩效水平，中国现有城市工业用地规模已远远超出了长期经济发展的需要［3］，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城市中大量工业用地的性质未来必将也必须发生转变。因此，如何通过体制与机制创新来实现产业园区的集约发展，并促进其功能、空间的综合转型，从而有机融入城市的整体结构，是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转型与优化提升的关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增长、土地财政驱动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在研究、实践及其教育体系等方面，总体上都是因循着对城市空间扩张性的思维定式，习惯于进行新城、新区等增量空间的研究和规划。但是正如上述背景所述，中国城市发展与规划范式正面临着终结传统模式、转型创新的现实挑战；中国城市规划的研究与实践重点，也必然将从新城、新区等增量空间的建设转向对产业园区、旧城区等存量空间更新再生的内涵式发展。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在城市上建设城市”“如何在有限的空间上实现无限的发展”……近年来，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已经有了一些相关的积极实践探索（例如珠三角的“三旧改造”，江苏省的“低效工业用地改造”，浙江省的“以亩产论英雄政策”），但是如何真正顺应大势，实现中国城市规划范式转型及研究、实践重点的转变，我们更需要系统思维和整体方法的建构。

近年来，中国规划学界已有许多有关城市更新的研究探索，但既有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城市中心城区、老旧住区以及局部老工业用地的关注，很少有针对中国如此大面积城市产业园区全面转型再生的深入探索，既有的规划实践也多是关注其物质空间的再利用问题。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建设的大规模城市产业园区是在特定发展背景、特殊发展体制下的一种产物，其转型再生涉及产业转型、空间转性、产权变更、社会转变、体制创新等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复杂问题。此外，中国城市产业园区的规模普遍要比西方国家巨大许多，其生成机制、发展环境等也与西方国家当年工业化时期有着很大差异，而在土地制度、运作机制等方面则更是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总之，中国城市空间收缩的系统环境、城市产业园区转型再生等问题要远比西方国家复杂，在认真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我们更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务实的探索与本土化的创新。

本书是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基于精明收缩的城市工业园区转型再生研究”（编号：51578276）资助出版的成果。这个研究主题，对于探索当今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规划范式的根本转型、规划研究与实践重点转向等，都具有极大的迫切性和非常现实的意义。同时，这也是一个既受到当前国际规划学界普遍性关注，又有极大中国特色、紧紧面向实际发展需求的重要研究课题。几年来，课题组在对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研读、梳理、比较、再创新的基础上，赴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东北等地区进行广泛的调研，并对南京、杭州、绍兴、苏州、无锡、常州、本溪等地的典型城市产业园区转型规划进行了实践探索，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多篇学术论文与研究生学位论文。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本书的总体框架及初稿撰写由张京祥、姜克芳、何鹤鸣完成，同时也将依托本基金课题完成的几位硕士研究生（姜克芳、王京海、姚梓阳、王有正等）毕业论文中的有关内容融汇其中。此外，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陈眉舞博士也对本书贡献了很多有益的启发和智慧。

我们也认识到，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开放性、探索性的研究课题，由于研究团队的认知及水平所限，本书中难免有许多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本书的出版受到东南大学出版社孙惠玉编辑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张京祥姜克芳何鹤鸣

2018年10月于南京大学